有朋友吐槽说：
“我上班的时候工作一件接着一件，还经常加班，回到家就八九点了，吃点东西就该洗洗睡了。
我感觉时间完全不够用，为了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下班后或周末基本都不做饭，也不想出门，就是宅在家里点外卖、刷手机，一个接一个的短视频刷得根本停不下来。
回过神儿来一看时间，几个小时甚至更多半天就这样过去了。过这样的生活，虽然很爽，可我又觉得自己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都没干，白白浪费了时间。”
01“我所谓的天堂是一种日常的循规蹈矩”
时钟时间已经成为社会协作的核心方式。事实上，它被认为是接近自然规律或神性意志的体现。尽管如此，它是一种社会建构：
尽管社会—时间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纯粹武断的社会惯例基础之上的，但人们仍然经常认为它是既定的、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改变的。
我们使用时钟时间来计算每项工作的具体安排。这车面包何时抵达杂货店？假期后学校第一天开学又是什么时候?6月的第二周，重症病房的夜班什么时候开始？编织组什么时候开会？飞往阿尔伯克的342次航班的飞行员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在3号跑道滑行？麻醉师什么时候开始在手术室给明迪埃·克莱顿用药？第6频道的新闻什么时候开始？足球训练什么时候开始？时间的度量推动了上述这些活动和无数其他类似活动的进行。
每一项活动都拥有其自身的逻辑，而我们也可以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处理它们。第一种便是简单地遵循常规。
第二种方法是制定并发布一个特定的时间表。这或许是重症病房上晚班的员工人数，或是足球训练的时间和地点。互联网络及今天的智能手机使这种日程安排变得便捷。作为一种可远程访问与存储的资料库，互联网络可以轻松地实现信息更新，因而成为安排准规则动的完美工具。
最后，第三种安排方式是实时计划。手机尤其允许我们开展微协调。而在上述所有形式的安排中，都包括不同形式的时间使用。
当我们从广义上思考社会媒介化技术——不仅停留于机械计时——便会发现，有些技术相当标准化和稳定，而另一些则并非如此。新兴技术往往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它们可能更像韦伯所说的“可以轻易摆脱的外在之物”，尚未形成铁笼。然而，对时间和计时而言，情况则并非如此。
尽管时间和微协调的发展之间尚存有一定的可变性，但在过去的700年间，时间和计时均已建立起一种核心和根深蒂固的社会角色。我们无法随意地忽视计时。
从发展简单却相对粗糙的按照已有操作惯例（如神圣时间的循环）而制作的时钟开始，计时设备发展成一套更为广泛的系统，控制和协调着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交往活动。这些设备显示出其可用性，并日益成为社会运作的组成部分。
钟摆、冶金技术的进步和标准化制造使计时设备更加可靠、坚固，价格也更合理。这进而促使计时设备进入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
还有另外一层因素作用于上述这段历史，即对计时的合法化——在某些情况下是对它的污蔑。计时与道德、礼貌、权力和压力联系在一起。
从更为抽象的层面上来看，时间和计时被视为人类创造力的隐喻。建造反映天体运动的机器、记录地球自转的规律，这种能力被认为如神一般。我们倾向于将这一成就视为人类对自然的掌控。
对这项技术的扩散施加影响的另一段历史，即我们如何扩大机械计时的应用，从而影响和控制其他活动。计时从一种提醒人们祈祷周期的系统，转变成一种影响和制约其他活动（铁路、工厂、学校、商业等的协调）的系统。它成为其他复杂统筹系统的前提。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上述系统中的计时尊重个体的需要。在许多情况下，实情并非如此。但如果没有时间和计时的帮助，实现当代社会的协作是难以想象的。
02“没有手机，我也许将寸步难行”
手机最早出现于富裕的国家，随后扩散到几乎所有国家，它改变了我们交往和传播的地点和方式。同时，人际传播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固定电话始终在单一的通讯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媒介化传播基本上只有一种形态，即固定电话。
而今，其形式极为多样，除了通过手机、电话开展语音交流、Skype及Viber这类网络电话，还有邮件、博客、微博、即时信息、短信及社交网络。这其中有些类似于广播，而剩下的则更多是一对一的人际交流。
艾瑞卡（Erica）：“我住在乡村，所以对我来说，能联系到我至关重要。因为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开车，而且他们会经过我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手机，我就哪儿也去不了。通常他们会打电话问要不要接我。还有就是，如果我想要见什么人，就需要联系他们，而大部分人又不会整天待在家里，所以有手机就方便多了。”
采访者：“是的，你不会待在家里。能说说你都是如何安排的？为什么手机如此重要？”
艾瑞卡：“因为手机是联系那些你需要见面的人的工具。他们不会一直待在家里，我也不会。”
这些青少年的生活圈子包含相当数量的手机用户。对他们而言，在固定电话旁坐等电话没有意义。手机赋予了他们一种独立感，能够彼此联系。
他们描述了手机在生活中所占的中心地位。这也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青少年如此快速地放弃了固定电话：他们不愿意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通常情况下这个地方是指家里，而家又绝对不可能是社交的中心。因此，手机成为社交世界的关键。
通过对1997年和2008年青少年媒介形式使用情况的对比，我们发现了短信作为人际中介形式之一的兴起。1997年，它几乎无人问津；而10年后，它却成了媒介图景中的核心。在许多国家的不同群体中，发短信是使用最为频繁的媒介化形式之一。
来自美国的数据也显示，它在当地也被广泛采用。在美国，发短信已成为青少年联系朋友的最常用的方式。根据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提供的数据，发短信超过了面对面交流、电子邮件、即时信息和社交网络的互动，成为青少年与朋友保持联系的最常见方式。2009年，典型的美国青少年每天收发短信50条，每个月则可达1500条。有31%的青少年每天收发短信100条。
我们通过移动通讯传播的历史发展视野可以观察到，人们正迈向以网络为基础的手机应用。分析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用户——不只是青少年——都拥有可以上网的手机。
2012年，挪威人口中有27%的居民拥有“高端”智能手机，即有先进操作系统、强大处理器和触摸屏幕的手机。另外，25%的人使用相对低配的智能手机，即那些没有触摸屏幕和强大处理器的手机。这些数据让我们认为，手机开始掌管所有的移动通信，而这一点在很多国家确确实实已然发生。
03 手机坏了的那一周是“生命中最无聊的一周”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了解手机社会角色的方式之一是想象如果无法联系到某个人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个关于固定电话历史的例子。1975年2月，纽约某电话交换中心发生大火，大火使曼哈顿大部分地区的电话服务瘫痪了。据说14.4755万部电话在长达23天的时间里都无法通话。沃策尔和特纳研究了这起“自然实验”的社会后果。据他们所说，人们转而在工作场所打电话或用街上的临时公用电话来弥补这一缺失。
尽管如此，受访者仍感觉到了缺少电话所导致的无法联系的问题。而这一感受甚至比无法打电话给他人更为深刻。换而言之，人们同时注意到了既不能给他人打电话，他人也无法给自己打电话。而沃策尔和特纳解释道：“总而言之，普遍的失控感意味着对参与调查者而言，没有电话联系是对其构想和建构社会现实的一种侵犯。”
与固定电话系统相比而言，手机让我们拥有更快捷的交流，也因此更为彻底地融入日常生活。对很多人而言，手机意味着即时性。尤其是当我们因为某些原因“不在线”时，这一感觉尤为深刻。
用2003年接受采访的挪威青少年珍妮的话来说，“对我而言，这就好像是发送了一条短信后，我盼着能马上收到回复。如果是写邮件，你会感觉可能需要一整天才能收到回复，虽然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但你会认为一天之内才得到回复”。
因此，我们彼此间建立起一种共同期待，即总是能够迅速接电话和回短信。一旦联系不上，情况就会变得尴尬。如丢了手机将影响我们已然习惯的方式，并打断工作进程和社会交往。而这一点可以从1995年接受访问的比约恩的描述中看到。
比约恩主要用手机来工作：一旦习惯了（手机），习惯了其他人随时都能联系到我，没有（手机）就感觉完全不知所措。当我需要与别人联系时，我可以跟他们联系。当我开车去康斯伯杰、德拉门和赫纳福斯，差不多整个挪威东部地区时，有两天手机无法接通，我感觉不知所措。我不得不停在电话亭旁……而这很让人着急。
丢失手机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手机已成为个人信息的储存场所。这一点可以从艾伊莎的描述中窥见一斑。艾伊莎是2009年在美国被采访的一位青少年，她不小心弄坏了自己的手机。
我正一边洗碗一边跟朋友打电话，然后（手机）掉到水里。接下来发生的事，你知道的，我扔下手里的东西去抓手机，动作迅速地把电池拿出来晾干，这样它又可以用了。因为上回同样情况发生时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所以我以为能用。之前我并没有把通讯录里的号码记下来，结果我一个号码都没记住。所以这真的挺麻烦的。
艾伊莎的话体现了手机不仅是交流的渠道，还是信息的储存场所。她也因此需要经过复杂的过程重建自己的社会联系。即便最后换了手机，她也无法完全“在线”，而这恰恰是因为丢失了社会网络的联系信息。
2009年，一位接受访谈的男孩汤姆称，手机坏了的那一周是“生命中最无聊的一周”。他说：“没有手机的第一天，我没有给任何人发短信。我感觉‘朋友们都去哪儿了’，这就好像搬了家一样，没人知道我家里的电话号码。结果，我就只是干坐在那儿，而且那时是暑假！”
汤姆和他的朋友已深深依赖于下述逻辑：彼此通过手机的可及性。当这一联结缺失时，我们没有其他立即可替代的方案。而另一位受访者说，没有手机的时候，他宁愿待在家里，而不愿意去朋友家看看他是否在家。
在某种程度上，手机已成为社会网络的核心，没有它，社会交往将陷入混乱。
当下的人们如何从被时间奴役中“抽离”，取决于自身如何“周旋”。
是甘愿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被人打扰，将时间“浪费”，成为“时间的仆人”；
还是去做自己认为喜欢的事情，把时间最大程度地利用起来。
管理时间，还是被时间管理，你如何选择？
《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美]理查德·塞勒·林 著 刘君 郑奕 译
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让人们对随时随地的交流习以为常。为什么亲友的手机未能接通时人们会感到不安或愤怒？如何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人们对手机的“无法割舍”？这种习以为常对社会个体、家庭和组织生活以及社会结构而言有着怎样的意涵？
理查德的这部著作《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本书通过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深入浅出地揭示了手机嵌入社会并深刻影响社会关系的过程，同时还比较了时钟、汽车等“社会媒介化技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变化。相信其中诸多兼具深意和新意的观点将为媒介研究学者带来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