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他曾是举世瞩目的科研明星，却在巅峰时期消失了。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甚至连家人都不知他在做什么……他用一生，完成了自己许下的诺言：我愿以身许国。
他是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病逝，享年91岁。
追忆一代功勋。
王淦昌 · 生平
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我何必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我是不会辞掉的，就是科研。
——王淦昌
王淦昌（1907.5.28—1998.12.10）
1907年王淦昌出生于江苏常熟。先读私塾，13岁到上海，就读浦东中学。
1925年，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留校任助教。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L·迈特纳（Meitner），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
1956年，王淦昌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并被选为副所长。他领导的物理小组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
△年轻时的王淦昌
1960年12月王淦昌从苏联回国，受命秘密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于1962年基本上掌握原子弹内爆的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4年12月，王淦昌独立提出激光驱动核聚变的建议，中国激光核聚变研究开始起步。
1984年，王淦昌接受柏林大学授予的荣誉证书，这是专为获博士学位50年后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设立的，人们称之为“金博士”。
1998年12月10日21时48分，王淦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当还是柏林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时，年仅23岁的王淦昌，就有过一次拥抱诺贝尔奖的机会。当时，王淦昌向他的老师迈特内提出，用云雾室对一种贯穿射线进行实验。迈特内是享有盛誉的核物理学家，这一次却低估了中国小伙子的创造力，她两次拒绝了王淦昌的申请。两年之后，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采用了王淦昌提出的实验手段，发现了中子，从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迈特内教授被誉为“德国的居里夫人”
1941年，王淦昌发表短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按照王淦昌论文中的建议实验，接近完成了中微子验证。这时，身在大西北的王淦昌，嘱咐助教孙沩和学生许良英，希望他们把实验进行下去，可惜他们都没有沿着王淦昌的设计走下去。1995年，美国科学家F.莱因斯因证实发现中微子的存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传来时，88岁高龄的王淦昌淡淡地说：荣誉应当归于最后做出结果的科学家。
桃李满天下
王淦昌曾担任大学教授20年，桃李满天下，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是他的弟子。在国防科研领域，他言传身教，周光召、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程开甲、杜祥琬、胡仁宇、胡思得、唐孝威、吕敏、丁大钊、王乃彦、贺贤土都曾接受王淦昌的直接指导。
我的父亲
资料提供/王遵明（王淦昌之女）
父亲是一个平凡朴实的人，物质享受对他来讲是格格不入的。
抗日战争年代，生活极端艰苦，我们全家七口人随浙江大学辗转迁到贵州，全靠父亲微薄工资维持生活。那时父亲得了肺结核病，境况十分艰难，就在此时，为支援抗日战争，父亲将结婚时仅存的金银首饰全部捐给了国家。后来家中养了一头羊，以羊奶补充营养熬过了艰苦岁月。
1947年，父亲获得范旭东奖金，他将所得的1千美元分给经济上更困难的老师、同事、学生，而对还很拮据的家，却没有拿出一分钱来给予补贴。
1960年，正在上大学的我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这一年，父亲奉命从苏联回国，他将他积攒下来的工资14万卢布（旧币）全部交给驻苏大使刘晓，希望能为国家困难出一绵薄之力。父亲回国后并没有给家人及子女带来任何物质改善。
△左一为王淦昌
在两弹研制工作中父亲长年奔波在青海高原及新疆戈壁滩，很少回北京。按国家规定可享受高原地区的补贴和特殊照顾。但他不仅不要补贴和照顾，每次从核基地回北京的旅差费都是自己掏腰包。当秘书要把车票拿去报销时，他说钱够花了，报它干什么。后来秘书背着他报销了，他知道后还很生气。
1982年他将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3000元人民币奖金全部捐献给原子能所，他在给院党委信中写道"我自愿将奖金全部捐献给原子能所中、小学，愿祖国的娃娃们能茁壮的成长，从而为娃娃们的父亲减少些后顾之忧，好为原子能事业多做工作。"这笔奖金成立了"王淦昌奖学金"。
1986年，父亲捐出4万元，原子能院成立"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自1986年至1999年已有616人次获得此项奖金，其中许多学生后来取得了优异成绩。
△王淦昌晚年坐着轮椅参观光电子实验室
父亲去世后，我们秉承他的遗愿捐款50万元设立"王淦昌物理奖"，奖励在惯性约束核聚变和粒子物理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人员。同时为他的家乡常熟市捐款10万元，用以发展当地文化教育事业。
《那个在金银滩潜伏17年的“王老头”》
本文原刊于中国科技网，有删改
1958年，一支部队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凯旋而归，他们却没有解甲归田，而是直接开赴沙漠深处，他们接到的命令只有一句——不要问干什么，不准问到哪里去。
两年后，一位享誉世界，最有潜质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也突然消失了。而与此同时在中国西北出现了另一个人，名叫“王京”。
他们，为的是共同的使命。
△王淦昌
从“王淦昌”变成了“王京”，他说：我愿以身许国。
1960年，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单方面撕毁200多项合同，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子工程。此时的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与来自于各国的原子和专家利用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加速器开展研究。王淦昌和他的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西格玛负超子。这个发现，足以证明，当时的王淦昌想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然而这时，一个来自于中国的电话，改变了王淦昌的命运。
1961年4月3日，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在办公室，刘杰与钱三强一同会见了王淦昌，并向他传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希望他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王淦昌毫无迟疑，当即写下了“王京”两个字，并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那时的王淦昌已经五十多岁了。
燕山脚下的“17号”工地，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爆轰实验的第一乐章。
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绝对保密、断绝与海外的一切关系，就这样，王淦昌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中。
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为了培养爆轰实验的队伍，王淦昌专门给年轻人上了一周的培训课，从数学到物理再到实验分析。在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就绪后，他们一行人就来到了燕山山脉古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
一座碉堡，几排简易的营房，十几顶军用帐篷，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轰试验场和部件研制基地。王淦昌和陈能宽在这里带领着一支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的年轻的攻关队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爆轰实验。
△王淦昌（右一）指导工作
工地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更艰苦的是科研环境。最初爆轰实验用的炸药和部件，全都是在帐篷里用搪瓷盆和木棍手工搅拌出来的。在帐篷中搅拌炸药十分辛苦，因为帐篷通风不好，整个帐篷内都充斥着炸药粉尘，古怪难闻的气味冲鼻而入，并且搅拌者还要快速搅动。虽然工作辛苦，但年轻的小伙子们却都干劲十足，越是苦差事大家就越争着去干，最后干脆轮流搅拌。50多岁的王淦昌也要争着干这个活，大家看着心疼，就把他推到帐篷外，但只要没人注意，他又会回到帐篷里。
作为负责爆轰实验全面工作的领导人，王淦昌对实验的各个环节都要抓。从炸药的研制，炸药成型研究，到爆轰物理实验，再到最后的测试工作，他都要亲自指导。王淦昌从前的研究领域是实验物理，对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等不甚熟悉，他就只能从头学起，学会了就到17号工地给大家讲课。讲课中，时常会遇到难题，他就发动大家一起讨论，能者为师，会者为师。在17号工地，大家都是白天紧张工作，晚上钻研书籍。就这样，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一次次的实验改进后，终于解决了炸药质量问题。
△王淦昌（左一）
随着17号工地爆轰实验的成功，中国的核武器试验也拉开了序幕。有人说，燕山脚下的隆隆炮声，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爆轰实验的第一乐章。在离开爆轰现场那天，55岁的王淦昌拔下了几根白头发，放在石缝中留作纪念。20年后，他因17号工地的爆轰实验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
走进大西北，潜伏金银滩，221厂里的秘密岁月。
1963年3月后，大部分科研人员都要奔赴大西北核试验基地。因为保密要求，王淦昌告诉妻子吴月琴，他要到西安工作一段时间，随后，就前往了青海金银滩。
金银滩地处青海省海晏县，而位于金银滩草原中心地带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221厂据说，为了共和国的核事业，当年金银滩草原的1700多户牧民全部搬迁出去，无偿地让出了世代居住的土地。
△青海金银滩
在221厂，王淦昌依然主抓爆轰实验，也就是“冷实验”工作。爆轰实验分散在几个离他住地很远的实验基地进行，这里远比当年17号工地大得多。为了随时掌握实验进行的情况，他便走马灯似的穿梭在几个实验基地之间。每天，人们都可以看到王淦昌穿着一身统一配发的军用大衣，脚上穿着一双高筒靴，坐着吉普车匆匆而过。在基地，小伙子们都幽默地称他为“王老头”。
工作时，王淦昌的“牛脾气”是众人皆知的。有时工作出了差错，他便会大声发脾气。就连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因为实在忙不过来，想要迟一点再上交推导数据，在跟这个王院长请示的时候，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晚年王淦昌在回忆录中写道：“任务非常紧迫。原子弹研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理论方案确定之后，生产实验的各个方面，必须做到周恩来总理要求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核武器工作保密程度极高，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丁点信息，而工作人员的行踪、与何人会面也是有着特殊要求的。一次，王淦昌刚从基地回到北京，还没顾得上喘口气，就又接到了让他立即返回西北基地的命令，他便不得不马上启程离京。后来他才知道，当时来北京的日本科学家想要见王淦昌，而他的身份是无法会见外宾的，于是周总理通知他赶快离京，返回基地，同时告诉外宾，王淦昌不在北京，无法约见。
氢弹原理实验成功后，王淦昌只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不轻松！”
那时候的西北核试验基地，条件艰苦到难以想象。有限的试验条件，有限的设备，就是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掌握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关键技术。王淦昌带领他的团队，从长城脚下到戈壁草原，一次又一次的进行爆轰试验，摸清了原子弹的内爆规律。
1963年，陈毅问王淦昌“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
王淦昌满有自信的回答：“再过一年。”
陈毅高兴的说：“好！有了这个，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硬了。”
在钱三强的提议下，我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就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的探索。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身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实验的副院长，王淦昌又迅速地投入到了氢弹实验中。1966年初，年近60岁的王淦昌和实验部的同志们一起，制定了爆轰模拟实验方案，在一次次“冷实验”中解决了引爆设计技术中的关键问题。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我国遭遇了文革浩劫，幸好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尖端科技领域还算相对平静。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王淦昌也依旧无法幸免，遭受到过批斗。尽管如此，他还是顶住压力和委屈，始终以科研为重。氢弹原理实验成功后，聂荣臻激动地握着王淦昌的手，而王淦昌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不轻松！”
就这样，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在离诺奖最近的时候，选择了放弃。他用他生命中本该最辉煌的17年，隐姓埋名，托举起一个国家的核大国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