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是回归，还是变化？
当“1839摄影奖”成为研究的标本
在2023年9月底，经过姚聪、陈秋实两位初审评委工作量巨大的初审，复审评委刘雨佳、杨云鬯的更进一步选择，最终在顾桃、李振华、林叶、沈奇岚、孙彦初等5位终审评委的数轮投票后，第五届“1839摄影奖”的所有奖项全部产生，其中，来自英国伦敦大学的王曦娅凭借双屏影像作品《亲爱的，我们需要谈谈》（Dear,we need to talk）获得了第五届“1839摄影奖”的大奖；另外，陈悦、何博、洪菘、李天竣、林叶子、乔星榕、沈宁欣、韦锦春、魏汝冰、尹澎涌十人获得优秀奖；巢轲、刀安恒、段浩明、方子逸、胡梦南、金光耀、荆浩南、李湘东、刘宇轩、骆柳如、牛童、石峰、王博斯、魏王恺、杨博宇、杨一木、张慧青、张燨方、张怡雯、周昉二十人获得提名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在2017年左右，中国摄影开始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但是，既有的经典摄影规则却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新变化，于是，在新的摄影规则形成之前，中国摄影便出现了一个过渡性阶段。那么，在这个过渡性阶段里，如何对中国摄影的发展形成一个清醒的预判和认知？“新型”摄影奖的出现便成为我们对其进行观察的具体资料，而作为“新型”摄影奖的代表，“1839摄影奖” 的意义便显得更加具体与明显。
多元的视角
文 | tasi 董钧 海杰 何博
对于文化现象而言，只有更加多元，才会有更加完整的可能性。所以，为了对“1839摄影奖”产生更加直观和更加深入的观看，我们分别对“1839摄影奖”的发起人董钧和海杰，以及第二届“1839摄影奖”的初选评委与第五届“1839摄影奖”的优秀奖获得者何博进行了采访，希望可以通过他们的话语，从而以不同的视角来对这个成功举办了五届的民间摄影奖呈现出不一样的解读。
对话 “1839摄影奖”发起人董钧、海杰
FOTO：2019年，你们一同设立了“1839摄影奖”，当时设立这个奖项的原始目的/动机是什么？此外，为何在一开始就将摄影奖的征集范围规定在高校的领域内？
董钧：我近十多年做的很多项目都是依托政府或者高校的资金来推动的，因为体制等问题，很难做到持续性；而海杰的独立策展人身份更多的时候也是在为各种的艺术机构、艺术节策划展览，同样也存在着很多的变数。这个奖源自于我之前跟朋友说的一句“玩笑”——想用1839元这个具有象征性意味的微薄奖金去做一个长久的事儿，以退为进，不伤筋动骨的同时又可以深入骨髓。最终，我和海杰在德国参与一个艺术项目时，经过深入的讨论后，“1839 摄影奖”最终进入了实际操作的层面。海杰觉得我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拥有高校的资源，加上国内针对高校学生的学术类摄影奖项并不多，所以我们便将高校作为了奖项的定位。
FOTO：5年过去了，“1839摄影奖”发生了许多变化，并逐渐成为国内摄影领域中的一个特殊存在，那么，你们觉得，现在的“1839摄影奖”是否符合自己最初的设计？
海杰：基本符合最初的设计，我们一开始就没有野心，就想在利益之外做一些被很多人忽视的工作，没有利益就没有人裹挟，所以我们做得还算是很“素”——我们邀请好评委之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寻找好苗子的事情，就不会在一开始有那么多的关系可供使用。这样一来，参与这个奖项的所有人反而都没有了包袱，从而专心做事。我们也在不断地探索求新，比如：我们最初只是面向国内的高校，现在变成面向全球的高校；评委的结构也在调整，形成了初评、复评和终评的结构；最初，五届落地展览的策展人都是董钧和我，那么第六届的落地展览，我们也尝试让年轻的策展人来负责这个工作，这样一来，我们俩只要做好架构工作即可。
《永不凋零的愿望》，骆柳如
FOTO：2019年之后，世界便经历了三年的特殊时期，这三年，“1839摄影奖”是如何运行的?其具体内容又显现出了哪些特点?
董钧：现在回望这三年，真的非常感慨，在特殊时期的背景下，那种空间的隔阂让我们对于交流变得空前渴求，我们通过摄影，用“1839摄影奖”来连接起彼此，形成一个无墙的精神共同体，并相互滋养。这三年也是我们逐渐确立学术架构、理清思路的时期：第一，因为作品数量的不断激增，在评审制度上，为了更好地确保不遗漏优秀的作品，防止出现初评权力过大等问题，我们将初评和终评的两级评审模式升级为初评、复评和终评的三级评审模式，在不同的层级和维度上优化了评审结构，尽可能地对作品负责；第二，我们在2021年设立了“海外召集人”制度，从面向国内高校升级为面向全球高校，去试图呈现摄影教育的全球化问题——目前，我们的投稿已经涉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组作品；第三，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已经积累了大量有价值和深度的评论文章与访谈， 所以决定以三年为时间节点，用出版物的方式对过往的学术观点、争论议题进行梳理与总结，这样既有时间跨度，可以沉淀出更多的思考，又可以节省成本，不至于那么紧张和疲惫。虽然我们是中国摄影奖中奖金最少的存在，但能和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年轻艺术家们一起成长，我们觉得很幸福。
《虚构的在场》，段浩明
《水海刑》，胡梦南
FOTO：作为发起人，董钧的身份是艺术家、策展人、 西安美术学院的教师，而海杰的身份则是影像评论者、策展人，你们的“特殊”身份对于“1839摄影奖”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海杰：其实，具体的身份上倒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董钧是艺术家，他的心思细腻，是个完美主义者，而我比较粗枝大叶。我觉得我们的性格倒是很互补——这点很重要，我说话比较直，董钧也很包容，这就使得我们有话都可以说在当面。当然，我们之间有时也会有分歧，但我们会把话说开，把问题讲出来，这样去解决反而会简单很多，但在价值观上，我们都很统一。如果非要说我们的身份对于这个奖项的影响，我觉得还是在每年选择评委名单的时候，因为董钧做动态影像多一些，所以每届评委中的一个动态影像评委基本上是由他提供备选，我们俩确定后再发出邀请，而剩下的评委则由我们共同拟选。当然，董钧比我低调一些，所以我的影像评论者身份会是一个回应外界质疑声音的主力，比如吴毅强质疑第三届“1839摄影奖”的奖项不符合摄影奖的定义，我便以学术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图像提铭》，金光耀
《一O障目》，荆浩南
FOTO：“1839摄影奖”的参与方式有自荐和推荐两种，其中，推荐由“推荐委员会”和“海外召集人”产生，为什么会如此设置？
董钧：自荐和推荐模式有点像海选和精选的概念，是希望获得更多以及更有质量的作品——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更多来自于非专业院校的作品，那种野生的、没有过多规训的、 充满可能性的“草莽”，以此来触碰和激活范式教育的潜在可能。而“海外召集人”制度则是为了更好地连接海外留学生群体，千禧年之后，出国学习艺术的留学生无论是规模还是专业广度都呈井喷状增长，我们不能忽视和回避这个现象，而是要思考和呈现其随之带来的诸多问题。
《白色的山》，刘宇轩
FOTO：在这五届“1839摄影奖”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一届的评委都不相同，那么，各个评委的选择规则是什么？此外，随着“1839摄影奖”的不断举办，是否会遇到评委不足的现象？
海杰：我们在选择评委时，会多考虑评委在近几年的活跃度，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在艺术的现场，并且评委的身份差不多能够覆盖大部分的艺术业态，比如美术馆、独立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家和出版人等等。当然，这也不能排除他们是我们俩人在内心中都比较喜欢和认可的评委。至于评委不足这个事情，我们也觉察到了，我和董钧也讨论过这个事情，万一找不到合适的新评委，过往参与的评委也可以再次担任评委，只要其别变成一个固定的权力配置就行。
《照度的回响》，王博斯
FOTO：2021年，第三届的“1839摄影奖”开始和成都当代影像馆合作，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征集、评选、展出和推广的完整体系，那么，对于一个摄影奖而言，展览的意义是什么？
董钧：这里要感谢成都当代影像馆的创始人钟维兴先生和艺术总监王庆松先生，他们曾经也想做一个青年类的奖项和展览，但由于精力有限，在看到“1839摄影奖”的努力和不易之后，便与我们确立了战略合作的关系，共同主办每年的获奖作品展。展览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趣味的共同体，是作品物质化的呈现，也给观众提供情绪价值并引发讨论。我们一直特别重视奖项的讨论与传播，但还 是有很多观众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抵达现场，我们希望用“1839摄影奖”搭建一个学术化的精神场域，透过新一代写作者们的深度观察和批评，经由媒体的发酵去引发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借由一系列的具体而深入的工作逐渐勾勒出中国青年摄影艺术家的精神地图与创作样貌。
《American Vacations美国假日》，魏王恺
FOTO：作为一个摄影奖，但“1839摄影奖”的获奖/提名作品基本都属于“艺术摄影”的范畴，但它只是摄影中的一个部分，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海杰：在前五届里，其实有不少面向社会议题的作品入选，所以其也不全是“艺术摄影”，只是大奖会适度遮蔽优秀奖和提名奖的光环，这是所有奖项都会面临的问题。此外，学生本身的视野和材料的积累有限，他们大部分还无法像独立艺术家那样去面向社会，用摄影的方式去行动。我们当然期待这样的作品，但不会生拉硬拽。“1839摄影奖”与其说是发掘和鼓励新人，不如说是在呈现全球高校摄影教育和摄影创作的样态，这个样态的问题与优势是什么，反映的是课程设置和大的环境，以及学生接收到的艺术信息。我们从每届的评选结果里都能看到这种呈现。
FOTO：在第五届“1839摄影奖”的60组入围作品中，有 16组留学生作品——大概是1/4的比例，那在当下，你们觉得留学生作品与国内学生的作品之间，有什么差异性？
海杰：就艺术院校来说，国内高校的学生和留学生的作品在语言上的差异性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但题材上可能差别比较大——国内高校流行家庭议题，我们也观察过，最初我们以为是跟风，但后来发现，这可能是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所面临的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而留学生则更关心身份政治、环境气候等西方流行议题。当然，这只是大概的印象。事实上，我们从部分留学生的作品中看到，他们在国外试图连接国内的记忆、离散、伤痛、代际关系和文化差异等话题，这些学生已经在思考这些不同语境下的自我处境。但我们并不局限于艺术院校，在每年的投稿中，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反而是综合类院校的学生作品，这些作品未必在语言上有多精致，但能看到那种未经驯化的野生气质。
《武汉的幽灵》，李湘东
FOTO：未来，你们期望“1839摄影奖”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或者产生出更加积极的作用？
海杰：首先，如果能够巡回展出就很好，但这涉及到落地方的空间选择和部分作品的重新制作以及资金等问题；其次，我们希望未来“1839摄影奖”的部分论坛能够进入高校，进入教育现场，这样就能更加靠近问题现场。
董钧：五年来的每一步，对于我们这个来自民间的非盈利性小团队来说，都挺不容易，从这里破茧而出的年轻创作者们在“1839摄影奖”的舞台上绽放和生长，走得更远，相似的人也由此前来，或观看，或参与。未来，我们希望引入更多具有才华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奖项的推动上承担更多的角色与事务。同时，也期待在国际化方面能够做得再深入一些，与更多的国际机构进行互动，从而激发出更多的可能性。
对话何博
FOTO：当时为什么会参加“1839摄影奖”？毕竟你曾经是第二届“1839摄影奖”的初选评委。
何博：2015-2016年，我在四川传媒学院摄影系（现在叫摄影学院）担任专业课教师。后来几年在《中国摄影》杂志当编辑，工作重心之一是观察、分析国内高校摄影教育的发展面貌，由此产生的些许经历（个人经验）或许是以初选评委以及后来的推委身份同前几届“1839摄影奖”产生交集的原因。2021年，我去荷兰读了两年书，回到了学生状态，做了一点新创作，当然希望自己的东西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所以就投了新一届的“1839摄影奖”。某种层面讲，这算是“自推”吧，有机会让自己以不同的状态成为这个直接与学生相关的奖项的一部分，对我而言很有意义。
《唐山》，韦锦春
FOTO：《祝你愉快》是你早期作品《延伸的刺点》的 一种延展么？从逻辑上讲，它们并不是“很摄影”，这种多元化的“杂糅”是你艺术创作的一种常用方式，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在一个“摄影奖”的体系里出现？
何博：在由图像细节激发联想这一层面，《祝你愉快》跟《延伸的刺点》是一致的，但相关性可能仅限于此。确实，它们看起来并不“很摄影”，但什么是“很摄影”呢？（展开讨论就是大话题了）我很喜欢“摄影”， 不只是叫作“摄影”的行为，更包括与摄影相关的XXX（可以适配许多名词和动词），比如摄影图像传播和接受的思考，会形成哪些创作的新可能。基于此，除了“拍摄”照片之外，我认为摄影奖和摄影展览也可以/甚至是应该将它们的关注点拓宽。作品《祝你愉快》的关键词是观看照片，并且通过观看的行为、过程以及相伴的实时“对话” （最终以书写的形式被保留），试着与我心目中的“自己人”（那些离开的四川人）建立单方面的联系。当观者站在一两米高的作品面前，在脑中去想象细小文字背后的原始照片时，摄影的力量可能就（以另一种状态）回来了。
此外，我这次投稿的完整作品是Where Can I Wish You Happy?《祝你愉快》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内容大多就是直接摄影了。不过我其实不太在乎自己认同的“摄影”是不是在其他组织或者体系的框架内，感兴趣就投呗，不符合选不上也无所谓。
《迹径:寻找，临场，聚焦》，杨博宇
FOTO：除了作品Where Can I Wish You Happy?外，第五届 “1839摄影奖”中的大部分获奖作品都偏向于个人性的影像实践，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何博：作品Where Can I Wish You Happy?也是很个人的实践，只不过靠上了一个很明显的事件。即便这个现象成立，我也不认为它能说明什么“问题”，作品尝试处理宏观还是微观的话题，要辐射的关注范围是群体还是个体，只跟创作者的兴趣和性格相关。只要创作者真诚实在地在做，那我觉得这些实践就有得到认真观看和反馈的价值。再直白点说，我们已经听了太多类似“这届年轻人”过于 如何如何，或者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谆谆教诲，但据我所知，现在很多的创作者已经对此“已读不回”了。
《轮回》，周昉
FOTO：在第五届“1839摄影奖”的60组入围作品中，有16组留学生作品——大概是1/4的比例，那在当下，你觉得留学生作品是否还像以往那样具有“先天”的文化优势？
何博：我觉得几年前来看，你说的“优势”可能用“新奇感”来替换更为合适。我没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 据我所知，目前一些留学生的作品都挺有意思，但没有投这次的“1839摄影奖”，这也不能说明什么。不过，这几年有个现象也很明显：国内学生和留学生这两个群体，各自在摄影语言或者创作逻辑层面存在着某些范式，有时候看作品就可以猜测是国内学生还是留学生的，甚至可以推测出是哪个（国家的）学校的风格——这有些武断，但不可否认这些共性眼之可见。经年累月，这些范式往往从国外流入国内，被保留或者热过一段时间后被取代。如果这种流入的轨迹成立，那在这个层面上，也许可以对应上你说的“优势”——留学生能更早且更直接地接触到被国外认可、“喜爱”（后者不可否认与有话语权的机构相关）的范式（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一点出国、后来成为我们老师的留学生们，他们带回国内的那些范式）。至于这些“优势”是否与被认可、获奖有关，“优势”是否不“优”了，我没法回答。
“1839摄影奖”是一个由个人发起的纯民间奖项，以摄影术诞生之时为名，既回溯摄影的本体属性，也强调以跨媒介的开放姿态对其延展。面向全球高校华人在校学生，旨在检验国内外高校华人学生创作和艺术训练中的认知与判断，邀请知名策展人、出版人、研究者、批评家、艺术家等组成评委会，整个评选和工作团队零报酬。评委会基于学生提交的作品进行判断，选取具有独立精神和艺术潜质的作品，以期推动和提升高校学生在创作中的独立意识和艺术表现能力；同时以专业评论、展览等方式加以推广，将全球高校正在成长中的华人学生创作近貌介绍给公众，进而推动国内外学生摄影创作的经验交流和生态互补。
发起人：董钧 联合发起人：海杰
项目协调：罗凯 英文翻译：姚芳媛
项目助理：施阳 胡梦南 张晨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