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什邡市箭台村遗址是在三星堆遗址以外，首次发现成规模的三星堆二、三期文化遗存，证明在三星堆文化鼎盛时期，什邡箭台村遗址已是大型中心聚落。”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将什邡箭台村遗址的发掘报告发表在《四川文物》第二期上。发掘报告公开发表后，引发考古界、学术界高度关注。
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之间的历史从未间断
2012年11月，什邡市箭台村金河南路施工中发现文物，在路基开挖沟槽两侧剖面，暴露出数个灰坑。随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管所共同于2014年、2015年结合勘探情况，在不同区域进行了试掘。
箭台村遗址位于成都平原什邡市区西南，北距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约1公里，东南距桂圆桥遗址约4公里、距三星堆遗址13公里。分布范围跨元石镇箭台村、南桥村、城西社区和方亭街道办西外社区等行政村。
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介绍，此次试掘，是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外的地方，成规模地发现三星堆遗址二、三期（三星堆文化鼎盛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金沙遗址、宝墩古城遗址、茂县营盘山遗址、什邡桂圆桥遗址等证明，古蜀文明并非孤立存在。
箭台村遗址内出土陶器种类繁多，规模较大。同时，还出土有三星堆时期很典型的黑皮陶高柄豆、鸟头勺把等器物。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杨剑介绍：“黑皮陶高柄豆，就是类似现在人们使用的果盘，而鸟头勺则是舀水工具。”
“此次考古发现，在箭台村遗址内具有三星堆文化遗存（三星堆遗址二、三期）的地层，且堆积较厚，出土遗物类型丰富。该遗址可以证明从5000年到2000年之间的历史未有间断，遗址内出土的陶片类型70%与三星堆相同，反映了当时生产生活的水平，以及群居部落的规模。”刘章泽认为，箭台村遗址是三星堆遗址外三星堆文化分布面积最广，出土遗物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聚落等级最高的遗址。遗址内的遗物包含了宋代、汉代、商周三个时期的遗存，在遗址内的不同区域，早期遗存分布存在一定的时代差异，它跨桂圆桥遗址第一期，三星堆遗址一、二、三、四期，西周至春秋，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存均有发现，几乎未有间断。
刘章泽说，箭台村遗址是三星堆遗址之外，又一个成规模的群居部落。如果说三星堆遗址是原来的城，那么这个遗址究竟是城镇还是乡村，还需进一步考证。
勾勒出古蜀先民迁移轨迹
三星堆文化的来源问题，多年来各方多有猜测。近年来，在三星堆遗址周围发现有数十处与三星堆文化相关的遗址，但这些遗址都晚于三星堆遗址的二、三期。2009年，什邡市桂圆桥遗址被发现时，被誉为是当时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然而，“从什邡市的桂圆桥遗址、静安村遗址、星星村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一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得出的结论来看，都晚于箭台村遗址。箭台村遗址的历史是跨桂圆桥一期和三星堆一、二、三、四期。”刘章泽说，从桂圆桥遗址，到三星堆一期，古蜀先民完成了从山地农业到平原农业的漫长变迁过程，从粟作到稻作转化。在桂圆桥遗址浮选结果时，发现了水稻、黍和粟，桂圆桥一期的样本显示，成都平原农业形态与川西高原相近，粟、黍的搭配种植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最终推动了成都平原迈入青铜时代。
“箭台村遗址的发现，对于之前关于三星堆是由夏商文化通过峡江地区传入成都平原的说法形成最有力的回应。这证明箭台村遗址不是受到三星堆遗址的辐射产生的，而是和三星堆遗址并行发展的。”刘章泽说，此次发现的众多材料，会丰富三星堆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三星堆文化的视野。
梳理近几十年来的考古资料后发现，成都平原竟没有发现一处超过距今5000年的遗存。2009年，什邡市桂圆桥遗址被发现，年代大约推断为距今5100年—4600年，早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其陶器特征与甘肃大地湾四期、武都大李家坪、茂县营盘山、汶川姜维城有密切的联系。今年4月15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布：距今4600年—4500年的大邑高山古城遗址，是早于三星堆、甚至宝墩的成都平原最早古城。
这一系列的发现，勾勒出一部分古蜀先民的迁移轨迹：他们最初在成都平原周边的山地建立聚落，直到解决了水患以后，才从周边的高山地带迁移到平原腹心，从而创造出灿烂的三星堆、金沙文化。
三星堆遗址出土以后，考古人员在新津又发现了距今4500年至3700年之间的宝墩古城遗址，它和三星堆文化所处年代刚好可以上下衔接。成都市考古研究所专家陈剑认为，“从营盘山遗址、宝墩遗址分别受到中原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文化影响来看，古蜀文明极可能就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果。正是古蜀先民汲取了不同地方的文化智慧，才最终催生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和金沙文化。”
刘章泽说，自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学以来，四川学者也在致力于建立成都平原的文化序列。目前已经建立起了从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到十二桥文化的发展序列。箭台村遗址和桂圆桥遗址则补上了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的来源，形成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文化到古蜀文化的文化发展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