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旅文学80年回溯与前瞻
央视国际 2007年08月14日 15:45 来源：
一、军旅文学的“三个阶段”与“四次浪潮”
回溯80年中国军旅文学长河，不难发现，军旅文学的成长演进与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军旅文学既是人民军队始终不渝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利器，同时又客观而及时地记录了革命战争的历史风云，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军旅生活，细腻而传神地刻画了军人形象，抒发了昂扬向上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积极建构军营文化和军人核心价值观，源源不断地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输入强大而持久的精神与情感动力。作为一种题材特定的文学类型，军旅文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建构起了以“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核心的美学品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从人民解放军建军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军旅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红军时期的军旅文学虽表现出初创时期的开放、活跃、丰富与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却奠定了此后两个时期军旅文学发展的基本精神与走向。抗战时期特别是根据地的军旅文学丰富和发扬了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使军旅文学开始在中国文坛为人瞩目。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旅文学继续创造出更为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一批长篇小说、长篇叙事诗、歌剧、话剧等。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和紧张激荡的时代背景，以及作为思想、政治和宣传武器的定位，给现代军旅文学打上了鲜明的实用主义烙印。以活报剧、墙头小说、红色歌谣等文学形式为主体，现代军旅文学从诞生之初便自觉地肩负起战时文化宣传鼓动的重任，不仅在广大官兵间，而且在人民群众中，为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宣传政策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现实作用。
新中国成立至今近60年中，中国军旅文学可以分为“四次浪潮”。20世纪50年代中期，军旅文学以长篇小说繁荣为标志，进入了“前17年”的辉煌时期。《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等作品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五六十年代之交掀起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两次浪潮”。
80年代，军旅文学挣脱极左思潮束缚，从十年浩劫中昂然走出，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徐怀中、李瑛、石言、黎汝清等以“第二度解放”后的激情延续发展着“前17年”军旅小说的传统血脉，并在创作观念上有所创新。中青年作家李存葆、朱苏进、莫言又分别以《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红高粱》等作品开辟了“当代战争”、“和平军营”、“历史战争”新领域。至此“两代作家三条战线”的格局基本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从此进入了全盛时期，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进入90年代及至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开始复兴、勃发并迅速成长为军旅文学的主潮。以《炮群》、《醉太平》（朱苏进）、《穿越死亡》（朱秀海）、《兵谣》（黄国荣）、《遍地葵花》（陈怀国）、《仰角》、《历史的天空》（徐贵祥）、《突出重围》（柳建伟）、《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英雄无语》（项小米）等重量级长篇小说为支撑，军旅文学在文学整体边缘化的大势中逆流而上，掀起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在“政治语境弱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的情势下，军旅文学选择了勇敢而近乎悲壮的“亮剑”姿态，以崇高、阳刚的理想主义精神为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恪守了道德底线，挺起了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脊梁。柳建伟和徐贵祥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的双双折桂不仅标志着中青年军旅长篇小说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崛起，更凸显了军旅长篇小说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重新定位。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正在经历一次全方位的转型与裂变，无论是在作家队伍的构成、创作观念的更新、美学风格的流变、还是在题材内容的扩展、形式技巧的创新等方面都发生了鲜明而剧烈的变化。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已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场域，其题材内容、表达技巧、写作媒介、阅读人群都在急遽扩展，开放性、广阔性和盛大性无疑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真实表征。随着影视传媒和大众阅读对长篇小说的剧烈同构，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正在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境遇而渐入主流，从而融入新世纪中国文学变革前行的行列之中。
二、军旅文学的艺术风格与精神伦理
整体而言，军旅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文学类型，究其实质，有两个鲜明的总体特征。一是“为政治服务”决定了军旅文学内容的政治化与功能的宣传化；二是“为工农兵服务”决定了军旅文学风格的民族化与形式的大众化。而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前17年”的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并突出地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在形式上直接采取了传统的章回体或传奇式叙事方法，形成了传奇化的叙事风格；另一种是在作品中塑造带有鲜明民族性格和精神的人物形象，并展现出本民族特有的民风民俗和生活风貌，这类作品在精神内涵上更多地展现了我们民族的气魄和本质。新时期以来，“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新写实”、“新历史”、“先锋”等文学潮流的演进，使整个文坛呈现出一种开放和多元化的繁荣状态。军旅文学在新时期文坛上虽然总体上显得慢半拍，但亦步亦趋也使军旅文学呈现出相应的多元格局。上世纪80年代初，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由对刘毛妹这一个人物的塑造，表明了作者正视悲剧的意识和反思态度。而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则大刀阔斧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磅礴的激情、粗犷的行文和崇高的悲剧美感，形成了作品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为军旅文学初步确立了悲剧的审美范式。
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在颂歌范式和悲剧范式之外，也出现了不同的审美追求和尝试，或在写作技巧上，或在表现形式上，或在思想内涵上，吐故纳新，别开生面，为军旅长篇小说带来新的艺术魅力。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在文化寻根的意蕴中更具有形式上的“先锋”探索意味；海波的《铁床》借鉴西方意识流和通感等手法，把笔触伸向战士的心灵深处；而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则第一次对我军建设现状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作品“干预生活”的效果为军旅小说之前所未有。
风格是作家的艺术个性。优秀的军旅作家往往能充分发挥作家的主体性，从而在军旅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毛泽东诗词想象浪漫、辞采飞扬、豪放大气却不乏婉约，散发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孙犁创立的“荷花淀派”承继着“写意小说”一脉的抒情风格，温婉柔和乃至带着几分妩媚，执拗地将视点聚焦于人性美和人情美；刘白羽的散文写作将重大的政治题材、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革命激情、灵活的创作手法和华丽的散文语言融为一体，形成了壮美的风格；徐怀中是“一个以表现感情的流动见长的抒情诗人”，以婉丽隽永的小说艺术风格，确立了他在当代军旅文学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位置；李存葆的小说作品结构大开大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人物性格的锻造和故事情节的演进，形成了崇高悲壮的艺术风格；朱苏进是一位因执着或偏执于军人职业意识而最终实现了跨越与升华的“职业军人代言人”，他以极富军人劲道、气韵和风骨的语言，创造了一种洗练传神、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艺术风范；徐贵祥直面当下的文学立场、充满忧患意识的理性思考、生动扎实的故事讲述使其小说成为当下军旅文学创作的中锋正笔。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将军旅作家的艺术个性和文学风格一一列出，然而军旅文学繁富多样的艺术风格却由此可见一斑。
“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军队、军人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对崇高感和英雄主义精神等理想境界的美学追求，使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芒。首先，军旅文学以战争和军旅人生为主要题材，以塑造优秀的军人形象为目的，发掘人物形象身上所具备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质，这就决定了军旅文学对于军队乃至全社会都具有一种理想示范和精神激励的作用。其次，军旅文学有着雄浑阔大、深沉激越、金戈铁马的美学品格，较之于其他题材类型文学更能弘扬“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而这种崇高昂扬的精神正是军人乃至全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军旅文学的现实意义与未来向度
“贴近现实，关注当下”始终是军旅文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石。新世纪、新阶段，社会生活正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如何应对新军事变革的挑战，以文学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反映军旅生活的新变和时代的新质，也已成为军旅文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在新世纪多达几十部的优秀军旅长篇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了新军事变革进程中军队向着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目标迈进的坚定步伐；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军营生活气息；感受到了军旅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性思考。事实上，以军旅长篇小说的全面繁荣为标志的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第四次浪潮”的勃兴，正是建立在军旅作家们长期积累的扎实而丰富的生活体验之上的。放眼当下中国文坛，对于相当多的军旅作家而言，军营生活永远是他们文学梦想的起点和支点，军人的意识、军人的情怀亦是在长久的军营生活里磨砺和炼就的。新世纪军旅文学“贴近现实，关注当下”的文学自觉，在当下中国文学动辄投入到历史的角落，动辄隐匿于个人化生活经验的整体态势中显得弥足珍贵。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而文学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和软实力的提升无疑具有直接而广泛的作用。军旅文学所秉持的崇尚英雄、硬朗阳刚的美学追求，对于打造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必将产生持久而积极的作用。今天的文学环境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当民族的苦难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置身于多元化的自由文化之中时，文学依然需要有所承担，这既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必要条件，亦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当今伟大的变革时代，军旅文学需要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发出正面、积极的声音，这声音应该是对民族精神的高扬，对高贵人性的礼赞，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肯定，诸如：忠诚、荣誉、尊严、勇敢、团结、奉献、坚强、乐观、宽容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军旅文学最为基本的精神资源。
置身于新世纪中国文坛多元共生，纷繁复杂的文学生态之中，军旅文学不仅要对种种低俗的文学思潮和短视的商业运作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更应该将目光放得更深、更远一些，应该站在民族文化复兴、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自身，积极完成对国家形象的正面塑造，始终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表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军旅文学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但是距离“伟大”的文学标准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军旅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军旅作家们虽然大多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但有时更多的是流于经验的表层，无法深入到真实的存在。或许，军旅文学太注重“实”的描摹，而缺乏对“虚”的关注。这个“虚”当然不是指描写虚无缥缈之事，而是要在人的心灵世界的建构上赋予它丰富的精神维度——除了现实的、世俗的层面，人心也需要一个更高远、纯净的世界。未来的军旅文学应该体现出更高的文学和艺术追求，惟其如此，军旅文学才能够真正超越时代、超越功利，拥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才能在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指引下，敏锐地发现生活，深刻地认识生活，生动地表现生活，书写无愧于当今伟大的时代，无愧于我军辉煌的历史，无愧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及伟大的战争文学和军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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